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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伤害致死与故意杀人的死刑适用及证据审查
发布时间:2026-11-16 阅读量:0次
一名从事调查报道的自媒体人在一起暴力事件中死亡,施暴者被认定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判决公布后,法律圈内外议论纷纷。公众的追问集中在同一个方向上:人已经死了,为什么不是故意杀人,为什么不是死刑立即执行。这样的追问包含着朴素的正义感,但罪名的选择和死刑的裁量,并不能由死亡结果单独决定。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与故意杀人之间,在规范结构、死刑适用的门槛以及证据审查的重心上都存在需要认真对待的差别。厘清这些差别,不仅是为某一个案件,更是在坚持一种法律判断应有的方法。
一、规范结构上的差别:刑种排列与死刑门槛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两罪的法定最高刑都包含死刑,但刑种的排列顺序并不相同:故意杀人罪以死刑为首选刑种,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则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为起点,死刑排在末位。这一形式上的差异,反映的是立法者对两种犯罪类型不法的不同评价。
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印发的《关于审理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案件正确适用死刑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4号)对两罪的死刑适用作出了明确的梯度安排。该指导意见在“三、关于故意伤害罪的死刑适用”部分开宗明义地指出:“相对于故意杀人犯罪而言,故意伤害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被告人的主观恶性程度不同,适用死刑应当比故意杀人犯罪更加慎重,标准更加严格。”紧接着设定了实质门槛:“只有对于犯罪后果特别严重、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的被告人,才可以适用死刑立即执行。”这三个“特别”是并列的限定条件。在故意伤害致死的场合,死亡结果本身并不能满足“犯罪后果特别严重”这一项;只有当行为的不法内涵同时达到“手段特别残忍”和“情节特别恶劣”的程度,死刑立即执行才具有规范上的入口。该指导意见随后列举了“可以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具体情形,包括“暴力恐怖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恶势力犯罪以及其他严重暴力犯罪中故意伤害他人的首要分子”,“起组织、策划作用或者为主实施伤害行为罪行最严重的主犯”,“聚众‘打砸抢’伤害致人死亡的首要分子”,“动机卑劣而预谋伤害致人死亡的”等等;同时列举了“一般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情形,包括“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以及山林、水流、田地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被害人有过错,或者对引发案件负有直接责任的”,“犯罪手段、情节一般的”,“被告人犯罪后积极救治被害人,或者积极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并真诚悔罪的”等等。这一正一反的列举表明,故意伤害致死的死刑裁量重心不在死亡结果,而在行为方式和案件情节是否超出了“伤害致死”的一般形态。
1999年《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法〔1999〕217号)对此有一段更为久远但至今仍被援引的表述:“要注意严格区分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的界限。在直接故意杀人与间接故意杀人案件中,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程度是不同的,在处刑上也应有所区别。间接故意杀人与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虽然都造成了死亡后果,但行为人故意的性质和内容是截然不同的。不注意区分犯罪的性质和故意的内容,只要有死亡后果就判处死刑的做法是错误的,这在今后的工作中,应当予以纠正。对于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的,才可以判处死刑。”这段话的规范意义在于,它把“故意的性质和内容”设定为罪名区分和刑罚裁量的共同基础,明确否定了以死亡结果反推死刑的裁判方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法发〔2010〕9号)第7条将“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一并列入“要作为严惩的重点,依法从重处罚”的范围。这一表述容易被误读为两罪在死刑适用上没有差别。但“从严惩处”与“适用死刑立即执行”并非同一层面的判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案件正确适用死刑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4号)在将故意伤害致死纳入严重犯罪的同时,仍然坚持“适用死刑应当比故意杀人犯罪更加慎重,标准更加严格”,这恰恰说明,政策上的“严惩重点”并不取消规范上的梯度。在故意杀人案件中,死刑适用同样受到严格限制;2009年指导意见在“二、关于故意杀人罪的死刑适用”部分要求“综合分析,区别对待,依法慎重决定”,对于因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在适用死刑时要特别慎重”,“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者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的”,“除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犯罪后果特别严重、人身危险性极大的被告人外,一般可考虑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两罪都不是“有死亡即死刑”,但故意伤害致死面对的是更高的死刑入口门槛,故意杀人则是在进入死刑考量之后进行更精细的情节权衡。
二、证据审查上的差别:主观故意的证明重心
两罪在证据判断上的差异不在于死亡结果,而在于主观故意的内容。故意杀人罪要求证明行为人对死亡结果持希望或者放任的态度;故意伤害致死则要求证明行为人具有伤害故意,同时对死亡结果仅存在过失。1999年纪要所说的“行为人故意的性质和内容是截然不同的”,在证据审查上就转化为证明对象的不同。
在故意杀人案件中,当行为人使用致命工具、以足以致死的力度打击致命部位时,客观证据本身可能强烈指向对死亡结果的放任甚至追求,主观故意的证明可以通过客观事实的推论来完成。但在故意伤害致死的场合,行为人可以主张其打击方式具有节制性,其目的仅在于造成痛苦或迫使屈服,死亡是超出其本意的后果。此时,证据审查的重心不在于死亡结果是否发生,而在于那些能够将“伤害故意”与“杀人故意”区分开来的事实:打击是否避开了致命部位,行为是否有节制,行为人发现异常后是否实施了救助,双方关系与事件起因是否足以排除杀人的动机基础。如果这些事实存在合理疑问,依据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就不能以故意杀人罪论处。这不是对被告人的“宽容”,而是死刑案件中证明标准在事实层面的当然要求:罪名所对应的刑罚越重,主观故意的证明就越需要经得起检验,而不能由结果的严重性反向推定故意的内容。
实务中常见的误区,恰恰是以结果倒推故意,或者以工具倒推故意。1999年纪要之所以明确批评“只要有死亡后果就判处死刑的做法”,正是因为这种倒推方法在故意伤害致死与间接故意杀人的界分上最容易滑入结果责任的逻辑。2009年指导意见在故意杀人部分要求“综合分析,区别对待”,在故意伤害部分要求“将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的与手段、情节一般的有所区别”。故意的内容必须通过行为时的具体情节来证明,而不是通过事后结果来假定。
三、在公众热点面前,法律人的独立判断是一种责任
一个案件进入公共视野之后,愤怒和同情会迅速聚集。这些情感有其正当性,它们表达了社会对暴力的不可容忍和对逝者的尊重。但法律人的职业要求,是在这种情感最强烈的时候仍然回到规范本身:行为人的故意内容是什么,证据能够证明到什么程度,所选择的罪名与所裁量的刑罚是否与罪责相当。公众可以问“人死了,为什么不死刑”,法律人则需要回答“哪一种故意、哪一档罪责、哪一些情节,对应哪一种刑罚”。
这种回答不是对公众情绪的否定,而是把情绪引导到可论证的轨道上。1999年纪要“只要有死亡后果就判处死刑的做法是错误的”这句话,写在二十多年前的一份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其生命力并不在于它出自哪一份文件,而在于它说出了一个法治的基本要求:刑罚的严厉性必须建立在可证明的罪责之上,而不是建立在结果的不可逆性之上。在热点案件中,法律人最应该做的事情,不是急于给出“该杀”或“不该杀”的结论,而是把两罪之间的规范差异、死刑适用的梯度逻辑、证据审查的证明结构,尽可能准确地呈现出来。
当死刑的适用不再取决于结果和舆论的强度,而取决于故意内容和证据证明时,刑罚的严厉性才可能被理解为正义的要求,而不是力量的展示。

杨冬律师
江苏东台人,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派驻江北新区分所),三法刑辩中心主任,全国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律协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公安部监管局全国看守所律师特约监督员,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行业导师,政协南京市委员会委员,曾获得南京市十佳律师。
杨冬律师长期专业从事刑事业务,尤其擅长职务犯罪、经济犯罪辩护,企业内部治理和刑事控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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