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所资讯

近日，江苏省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2026年工作会议暨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精神学习会在徐州召开。经评选，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杨冬律师撰写的《重新想象财产权：涉虚拟财产犯罪的范式转换与底层逻辑重构》一文荣获江苏省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2026年工作会议优秀论文二等奖。现将全文分享如下。

重新想象财产权：涉虚拟财产犯罪的范式转换与底层逻辑重构

摘要：以土地和有体物为中心的传统财产权图景，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下已显露出解释力的贫瘠。虚拟货币等数字资产并非存放于物理空间中的有体物，而是以私钥等信息凭证为控制通道的共识数据。在此背景下，涉虚拟货币侵财犯罪的既遂认定若仍坚持以有体物位移或支配关系变更为基础，将严重滞后于技术现实。本文从吴景键先生“重新想象财产权”的追问出发，论证虚拟货币占有方式的特殊性，提出并证成“获取私钥即既遂”的规则。该规则并非对传统理论的任意突破，而是参照侵犯商业秘密罪的保护逻辑，对“占有”概念进行必要再造。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这一规则所蕴含的范式转换延伸至整个涉虚拟财产犯罪领域，指出其底层逻辑应当从保护“物的排他占有”转向保护“信息的排他控制”，从物理完整性转向控制安全性与支配排他性。唯有完成这一观念切换，刑法才能系统回应数字财产形态质变带来的教义学挑战。

关键词：虚拟财产；虚拟货币；私钥；既遂标准；信息型占有；控制通道；财产权范式

一、问题的提出：从“重新想象财产权”说起

2026年7月，吴景键先生在《读书》杂志发表《重新想象财产权》一文，提出了一个极具穿透力的追问：就像罗马的财产权观念无法反映罗马经济的真实运作一样，当今以支配土地为中心的财产权图景，在狂飙突进的数字经济面前，正在显露出一种想象力的贫瘠。如果无法对数据财产实现排他保护，我们又可以在什么意义上声称我们拥有特定数据？^[1]

这一追问击中了传统财产权范式的脆弱神经。近代以降，财产权话语体系长期以有体物为原型展开。无论是民法上的所有权、占有、交付，还是刑法中的盗窃、侵占、毁坏财物，制度设计的底层想象都是一个可以被物理性控制、转移、排除他人干涉的“东西”。土地、房屋、牲畜、货币、金银首饰，构成了这一想象的基本素材。即便进入工业社会，物权法扩张到无形财产领域，也往往通过拟制或特别立法加以处理，未能从根本上动摇“物”的支配地位。然而，当虚拟货币、NFT、游戏装备、平台账号、数据资源等数字资产大规模兴起，传统财产权体系的解释力正受到严峻考验。^[2]

以虚拟货币为例。它并不存在于任何物理实体之中，不表现为纸张、金属或电子设备中的明确占位，而是存在于去中心化、开源的区块链平台之上。比特币的持有、转移并不依赖任何中心化账簿，而是依靠密码学原理和共识机制实现。所谓“拥有”一枚比特币，实质上是拥有一个与区块链地址相对应的私钥。这个私钥是一串由大量随机生成的数字组成的字符串，一旦生成不可更改，与物理世界没有任何实名连接。它是虚拟货币所有权的唯一凭证：知悉私钥，即获得了对应地址中虚拟货币的控制权，可以随时处置该地址内的资产。

这一技术事实对传统刑法提出了尖锐挑战。传统侵财犯罪的既遂标准，无论是“失控说”还是“控制说”，都以有体物的空间转移或支配关系变更为基础。然而，虚拟货币无法被物理地“拿走”，它只能被“知悉私钥”或“变更账本记录”所影响。如果行为人通过技术手段获取了他人私钥但尚未转移资产，此时被害人是否已经“失控”？行为人是否已经“控制”？若坚持传统标准，该行为或许只能被评价为犯罪未遂甚至犯罪预备；但若从技术现实出发，私钥一旦泄露，原权利人的排他控制已经被不可逆转地打破，财产法益已经遭受实质侵害。^[3]

这一困境并非仅存在于虚拟货币个案，而是整个涉虚拟财产犯罪的缩影。因此，本文的任务是：以虚拟货币私钥既遂认定问题为切入点，揭示其背后隐含的财产权观念范式转换，并尝试为涉虚拟财产犯罪体系提供一条底层逻辑的重构路径。

二、虚拟货币的技术特征与刑法上的“占有”困境

（一）去中心化与私钥控制

虚拟货币不同于传统电子货币。传统电子货币，如银行账户中的数字余额，是法定货币的记账符号，其存在以中央银行或商业银行的信用为基础，账户控制依赖于银行系统的实名认证与权限管理。虚拟货币则建立在去中心化的分布式账本之上，没有中心机构负责验证身份、维护账本或执行转移。比特币白皮书指出，该系统依靠点对点网络和密码学证明来防止双重支付，实现交易不可逆。^[4]

在这种技术架构中，“地址”是公钥的哈希值，用于接收资产；“私钥”是随机生成的秘密参数，用于对交易进行数字签名，从而证明对该地址内资产的处分权限。因此，虚拟货币的所有权并不表现为对某个物理容器的占有，也不表现为对某个中心机构的债权，而是表现为对私钥的控制能力。谁掌握了私钥，谁就在事实上拥有对应资产的完整处分权。^[5]

这一特征带来了两个重要推论。第一，虚拟货币的占有完全依赖于对信息的控制，而非对物的实力支配。第二，私钥的泄露并不减少地址内虚拟货币的数量，但会彻底瓦解原权利人的排他控制状态。因为他人一旦知悉私钥，理论上可以随时广播交易，将地址内资产转移至任意地址。原权利人无法阻止、无法撤销，也无中心机构可请求冻结或追回。

（二）传统“占有”概念的物理依赖

刑法上的占有概念，通常被理解为对财物的事实性支配。张明楷教授在《刑法学》中指出，占有是指对财物具有事实上的管领、支配状态，其判断需要结合社会观念，考虑支配的物理性、持续性与排他性。^[6]传统盗窃罪的基本构造是“破坏原占有——建立新占有”，即通过转移占有使被害人丧失对财物的控制，行为人取得对财物的控制。这一构造的预设前提是：财产是一个可以被物理性移动、被他人排除占有的有体物。^[7]

然而，虚拟货币并不具备上述物理属性。它无法被“拿走”，也无法通过空间位移实现占有转移。行为人获取私钥后，并不必然立即转移地址内的资产。若被害人尚未发现私钥泄露，资产可能在地址内继续存留很长时间。但此时被害人的占有状态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不再拥有排他性控制，其处分资产的通道已经被他人掌握。这种状态更接近于一种“控制可能性丧失”，而非“财物失控”。

（三）将电子钱包类比为银行账户的误区

在讨论虚拟货币侵财案件时，有观点倾向于将电子钱包类比为银行账户，将私钥类比为支付密码。这一类比在直觉上可理解，但存在根本性谬误。

银行账户是一种中心化账户，其控制依赖于银行的权限管理。即使他人知悉支付密码，银行仍可通过风控、冻结、限额等手段阻止资金转移，被害人也可以通过挂失、修改密码等方式恢复排他控制。因此，在银行账户场景中，知悉密码并不必然等于控制资金。只有在行为人实际发起转账、资金离开被害人账户时，才可说被害人“失控”、行为人“控制”。传统既遂标准在此仍有适用空间。

但虚拟货币钱包并非中心化账户。它只是一个私钥管理工具，不存储任何“货币本身”，也不存在任何第三方可干预。私钥一旦泄露，原权利人无法通过任何外部机制恢复排他控制。行为人知悉私钥后，无论是否立即转移资产，都已经获得了对虚拟货币的完整控制能力。此时，若仍要求“资产转移”才成立既遂，无异于无视虚拟货币去中心化的技术本质，将物理世界的“空间位移”想象强加于数字世界。

三、涉虚拟货币侵财既遂标准之争及其反思

（一）传统既遂理论的基本格局

我国刑法理论关于侵财犯罪既遂标准，主要有“失控说”“控制说”“失控加控制说”等观点。

“失控说”侧重于被害人的财产损失，认为被害人一旦丧失对财物的控制即告既遂；“控制说”侧重于行为人的不法所得，认为行为人一旦取得对财物的控制即告既遂；“失控加控制说”则要求两者兼备。在典型的有体物盗窃中，三种标准的结论通常一致：行为人将财物从被害人处拿走并置于自己控制之下时，即告既遂。但在特殊情形下，如行为人将财物投入大海、毁灭财物或虽转移但未实际取得时，不同标准会产生分歧。

对于虚拟货币案件，多数学者尚未充分注意到其技术特殊性，往往沿用传统标准讨论。有的观点认为，行为人仅有私钥而未转移资产，属于未遂；也有观点认为，行为人已将虚拟货币转入自己控制的地址即为既遂。这些观点都把“转移资产”或“账户变动”作为关键节点，其深层预设仍是有体物的“位移”逻辑。

（二）私钥获取行为的定性：控制通道的突破

然而，虚拟货币的技术机制决定了，私钥本身即控制虚拟货币的唯一凭证。行为人获取私钥，无论通过盗窃、骗取、侵入计算机系统还是其他手段，只要其主观上认识到私钥的意义并形成了对私钥的稳定控制，即已突破被害人对虚拟财产的控制通道，获得了对相应资产的完整处分权能。

从法益侵害的角度看，此时被害人虽然尚未发生资产数量减少，但其排他性支配已经瓦解。这种排他性支配的丧失本身就构成独立的财产侵害，正如商业秘密被非法获取后，权利人未必立即遭受经济损失，但其保密利益已经受到实质损害。^[8]因此，将获取私钥认定为侵财既遂，并非毫无依据。

当然，这一规则需要一定限定。行为人必须认识到私钥的财产意义，并具备利用私钥处分相应资产的主观目的或至少概括故意。如果行为人只是偶然接触或短暂瞥见私钥，而未形成稳定控制，则不宜径行认定为既遂。换言之，既遂的成立要求行为人取得对控制通道的排他支配可能性，而非单纯的“知情”或“接触”。

四、从获取商业秘密到获取私钥：信息型财产的保护逻辑

（一）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构造

我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即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该罪不要求行为人实际使用、披露或转让商业秘密，也不要求权利人因此丧失商业秘密。立法者之所以将“获取”行为本身犯罪化，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商业秘密的价值在于其秘密性，一旦被他人不正当获取，其秘密性即告破坏，权利人的竞争优势和财产利益便受到不可逆转的损害。

这一立法模式与有体物犯罪明显不同。有体物被获取后，原权利人丧失对物的占有，这是对财产的直接剥夺；而商业秘密被获取后，原权利人仍然掌握着该信息，但该信息作为秘密的价值已经减损或丧失。法律保护的核心不是有体物的完整边界，而是权利人对信息的排他性控制。

（二）私钥与商业秘密的功能同构

私钥在功能上类似于一种绝对的信息凭证。它是虚拟货币控制通道的唯一入口，知悉私钥即获得对应资产的处分权能。私钥的泄露并不会使地址内资产自然消灭，也不会立即导致资产转移，但会使原权利人的排他控制状态遭到破坏。这种状态与商业秘密被非法获取后的状态具有高度同构性：权利人仍然“拥有”该信息或资产，但其排他性支配已经丧失或严重动摇。

因此，将获取私钥径行认定为侵财既遂，并非对传统理论的任意突破，而是参照信息型财产的保护逻辑，对“占有”概念进行必要再造——从对有体物的实力支配，转向对控制通道的排他性支配可能。

（三）类比论证的教义学边界

当然，侵犯商业秘密罪与侵财犯罪在法益类型、犯罪构造和法定刑上均存在差异。商业秘密罪的保护法益包含市场竞争秩序和权利人商业利益，而侵财犯罪保护的主要是个人财产法益。将两者类比，必须注意不能无限扩展。本文所主张的，并非将获取私钥一律按盗窃罪或诈骗罪既遂处理，而是在解释侵财犯罪既遂标准时，引入“控制通道支配可能性”这一规范概念，使既遂认定契合信息型财产的特殊存在方式。^[9]

具体而言，若行为人是通过盗窃、诈骗、侵入计算机系统等方式获取私钥，并且具有利用私钥取得对应虚拟货币的故意，那么获取私钥即应认定为相应侵财犯罪的既遂。至于行为人是否实际转移资产，可作为量刑情节考虑，而不应决定既遂与否。

五、范式转换：从有体物排他占有到信息控制可能性

（一）财产权想象的历史性

财产权观念并非自然永恒的范畴，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制度想象。罗马法上的财产权以土地、奴隶、牲畜等有体物为主要对象，其核心在于对物的排他支配。近代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使货币、股票、债券等无形财产日益重要，但法律仍通过“权利客体”的抽象化来兼容这些新形态，未能根本突破有体物范式。进入信息时代，数据、代码、算法、数字作品等新型财产大量涌现，它们的存在方式、转移方式和侵害方式均与有体物存在本质差异。^[10]

吴景键先生的追问揭示了一个关键：如果法律不能对数据财产提供排他保护，那么“拥有数据”在规范上就沦为一句空话。传统有体物财产权建立在物理边界和对世排他之上，而数据财产的价值恰恰不在于物理边界，而在于对控制通道的排他掌握。这一差异迫使法律理论必须扩展对财产权的想象。

（二）数字财产的去物质化与控制通道化

虚拟货币并非孤立现象。游戏装备、域名、数据资源、平台账号、数字版权凭证等虚拟财产，均呈现出“去物质化”与“控制通道化”的特征。^[11]

所谓去物质化，是指这些财产的核心价值并不附着于某个有体载体。一个游戏装备只是一段数据库记录，一个平台账号只是服务器中的一组身份验证数据，一个数字版权凭证只是区块链上的一个代币。它们的“存在”依赖于技术系统和共识规则，而非物理实体。

所谓控制通道化，是指这些财产的实际支配力来源于对某种秘密信息的排他控制。密码、令牌、私钥、API接口、管理后台权限，都是这种控制通道的具体表现。一旦控制通道被他人突破，原权利人对财产的排他支配即告瓦解，无论该财产是否发生形式上的转移。

（三）刑法中财产概念的重构

基于上述特征，刑法中的财产概念不应再局限于有体物，也不应仅以“经济价值”为标准进行扩张。更具根本性的做法是，将财产理解为一种受法律保护的控制秩序：权利人通过对特定资源的排他性控制，获得使用、收益、处分该资源的可能。这种控制可以是有体的（如对物的物理管领），也可以是信息的（如对私钥、密码、密钥的掌握）。

相应地，侵财犯罪的保护法益应当从“物的完整边界”转向“财产的控制安全性与支配排他性”。这一转变并不意味着放弃对有体物的保护，而是将有体物保护纳入更一般的框架：有体物的占有不过是对物理空间的控制，而对私钥的控制不过是对信息通道的控制，二者在“排他性支配”这一规范内核上具有统一性。

六、底层逻辑重构：涉虚拟财产犯罪体系的重述

（一）虚拟财产的共同特征与类型化分析

虚拟货币只是数字财产形态变迁的先声。紧随其后的是更多样的数字资产形态：NFT代表的数字商品、去中心化自治组织中的治理代币、元宇宙中的虚拟土地与身份凭证，甚至未来可能出现的通证化实物资产。这些新形态无一例外地共享着“以信息控制通道为财产核心”的特征。

以游戏装备为例，游戏装备通常存储在游戏运营商的服务器中，玩家通过账号密码登录后方可使用。账号密码就是控制通道。一旦他人获取账号密码并修改登录凭证，原玩家即便通过客服申诉等方式尝试恢复，也可能面临装备已被转移、销毁或无法恢复的后果。因此，获取账号密码并形成稳定控制，即应认定为对相应虚拟财产的既遂侵害，而不必等到装备被实际转移。

以域名为例，域名作为互联网上的标识，其价值在于其唯一性和识别性。域名所有权体现为注册商系统中对域名管理账号的控制。行为人若获取域名管理账号并转移域名至自己名下，当然构成既遂；但若其通过技术手段获取管理账号密码，尚未转移域名，是否只能成立未遂？按照“获取控制通道即既遂”的逻辑，此时原权利人对域名的排他性控制已经丧失，行为人可以随时处分该域名，法益侵害已经发生，应认定为既遂。

以数据资源为例，企业数据库的访问凭证、API接口密钥等，是控制数据资源的通道。行为人非法获取这些凭证，即使尚未下载数据，也可能已使权利人丧失排他控制。此时数据法益已受侵害，后续是否下载、复制、利用数据只是犯罪后的情节。

（二）法益侵害的重新界定：控制秩序与排他支配合理期待

在底层逻辑重构下，涉虚拟财产犯罪所侵害的法益，不再是有体物的完整边界，而是权利人对数字财产的控制秩序与排他支配的合理期待。这种合理期待基于技术架构和社会规范而产生：权利人合理地相信，只有自己知悉私钥、密码或令牌，因此只有自己能够处分相应数字资产。

当行为人通过不正当手段取得控制通道时，权利人的这种合理期待被打破，其财产控制安全受到不可逆的损害。即便资产尚未转移，权利人已陷入随时可能丧失资产的不安全状态。法律若只在资产实际转移后才介入，则保护过于滞后，无法有效回应数字财产控制的非排他性风险。

（三）占有概念的更新：信息型占有

刑法需要承认一种“信息型占有”。信息型占有是指通过对私密凭证的排他控制来实现对财产的实际支配。这种占有不以对世排他性为要件，而以控制可能性的唯一性或合法性为核心。

在传统有体物占有中，占有通常具有对世排他性：一个人占有一物，可以排除其他所有人干涉。但信息型占有无法做到对世排他，因为信息可以被复制而不减损内容。私钥被他人知悉后，原权利人仍然“知道”私钥，但已经丧失了排他控制的可能性。因此，信息型占有的排他性不是事实上的对世排他，而是规范上的排他支配合理性：权利人基于合法取得和技术保护，对控制通道享有唯一正当控制权，法律保护这种控制免受不正当侵害。

（四）既遂与未遂界分的节点转移

在传统侵财犯罪中，既遂与未遂的关键节点在于财物的“失控”或“取得”。而在信息型占有下，这一节点应当前移至“控制通道是否已被突破、权利人的排他支配状态是否已被瓦解”。

这意味着，当行为人通过不正当手段知悉私钥、密码或令牌，并形成稳定控制时，既遂即告成立。至于行为人是否实际转移、变现或利用该财产，只是犯罪完成后的后续行为，不应影响既遂的认定。这一规则并非将未遂行为拟制为既遂，而是基于数字财产的特殊存在方式，重新划定法益侵害完成的时间点。

（五）数额认定与犯罪形态的连锁调整

底层逻辑重构还带来数额认定与犯罪形态的连锁调整。在数额认定上，获取私钥既遂时，应以对应地址内虚拟货币的客观价值为基础，结合行为时的市场价格综合认定。如果行为人尚未转移资产，但已经获得了对相应数量虚拟货币的处分可能，那么既遂数额就应当是地址内全部可控资产的价值，而不是行为人实际转移的部分。

在犯罪形态上，若行为人获取私钥后又实际转移了部分资产，应当整体评价为一个既遂犯罪，转移数量可作为情节。若行为人获取私钥后未及转移即被查获，也不影响既遂的成立，但未实际获利可作为量刑情节予以从宽考虑。

七、可能质疑与教义学回应

（一）是否违反罪刑法定与类推禁止

有批评者可能认为，“获取私钥即既遂”是将未遂行为拟制为既遂，有类推解释之嫌。对此需要澄清：本规则并未创造新的构成要件，而是对既有构成要件中的“占有”“转移”等概念进行符合技术现实的解释。罪刑法定原则禁止不利于被告人的类推，但不禁止对构成要件要素做合目的的、体系性的解释。当传统有体物范式无法容纳数字财产的特殊存在方式时，刑法教义学应当调整概念内涵，使其保持对新型侵害行为的涵摄力。

事实上，我国刑法理论早已承认无形财产可以成为盗窃等犯罪的对象。例如，电力、煤气、天然气等无形物可以通过“窃用”方式成为盗窃对象；商业秘密可以成为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对象。将这些无形对象纳入财产犯罪或专门犯罪，均未被认为是类推。虚拟货币作为一种以信息控制为核心的数字资产，同样应当被纳入刑法保护范围。

（二）既遂时点过度提前是否导致处罚过重

有观点可能担忧，将既遂时点前移至获取私钥，会导致处罚过重，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这一担忧并非无据，但可以通过量刑机制加以调和。

一方面，刑法分则对盗窃、诈骗等犯罪规定了从管制、拘役到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宽幅法定刑，法官可以根据具体情节在法定刑幅度内从宽处罚。行为人获取私钥后未实际转移资产、未获得实际利益、自动归还或主动消除危险的，可以认定为情节较轻，从宽处罚。

另一方面，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本身并不必然决定处罚轻重。刑法规定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但同时也允许对未遂犯不从轻。关键在于行为对法益的实际侵害程度。获取私钥即使未转移资产，其法益侵害程度已相当严重，不亚于传统盗窃中行为人已取得财物尚未离开现场的情形。因此，认定为既遂并不违反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三）权利人是否已“失控”之争议

传统“失控说”要求被害人丧失对财物的控制。批评者可能认为，私钥被知悉后，原权利人仍可以使用私钥转移资产，因此并未完全“失控”。但这种观点混淆了“事实上的支配可能”与“规范上的排他控制”。

在私钥泄露情形中，原权利人虽然仍知悉私钥，但已经无法排他性地行使处分权。因为行为人同样知悉私钥，也可以随时转移资产。原权利人的处分行为与行为人的处分行为之间存在“竞赛”，其财产的最终归属不再由权利人单方决定。这种状态已经构成对财产控制秩序的严重破坏。从规范评价角度看，权利人的排他支配已经丧失，应认定为“失控”。

（四）技术中立与刑法谦抑

有观点可能以“技术中立”为由，认为私钥只是技术信息，获取私钥不等于获取财产，刑法应保持谦抑。诚然，技术工具本身中立，但获取他人私钥并意图控制对应资产的行为，已非单纯的技术行为，而是利用技术手段侵害他人财产法益的实行行为。刑法谦抑并不意味着对新型法益侵害束手无策，而是要求刑罚权在合理限度内行使。对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私钥并形成控制可能的行为予以刑法规制，恰恰是刑法回应数字经济发展的必要之举。

八、余论：面向数字财产形态革命的刑法回应

从虚拟货币私钥规则所开启的范式转换，其意义远不止于解决一个具体案件的既遂认定，而在于为整个涉虚拟财产犯罪体系提供了一条底层逻辑的重构路径。

传统以有体物为原型的财产犯罪体系，在面临数字财产形态革命时日益捉襟见肘。如果刑法仍然固守“物的排他占有”观念，就注定无法有效保护那些以信息控制通道为核心的财产形态。因此，必须将法律保护的核心，从“物的排他占有”转向“信息的排他控制”，从保护财产的物理完整性，转向保护财产的控制安全性与支配排他性。

这一底层逻辑转换并非仅限于刑事既遂标准，还涉及立法论上的体系设计。未来立法可以考虑在侵犯财产罪中增设专门的“非法获取数字财产控制凭证罪”，或通过司法解释明确“获取控制通道即既遂”的规则，以解决实践中的定罪量刑分歧。同时，可以参照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规范结构，对单纯获取、复制、使用、转移数字财产控制凭证等行为设置梯度化刑罚，形成周延的保护体系。

此外，在比较法上，美国《计算机欺诈与滥用法》（CFAA）将“未经授权访问”计算机系统中的信息本身即规定为犯罪，不要求行为人实际取走信息或造成后续损失；德国刑法第202a条也规定“窥探数据”罪，处罚未经授权获取他人数据的行为。这些立法例表明，在信息型财产保护中，将控制通道的突破本身作为犯罪完成节点，并非我国刑法独有的选择，而是数字时代刑法回应技术挑战的一种普遍趋势。

当然，这一范式转换还需进一步研究其与民法、行政法等其他部门法的衔接问题。例如，在民法上，私钥的法律属性如何界定？虚拟货币是否属于“物”或“其他财产权利”？在行政监管上，虚拟货币交易平台的责任与合规边界何在？这些问题超出本文论述范围，但均与底层逻辑重构密切相关。

归根结底，吴景键先生的追问——“在一个无法对数据财产实现传统排他保护的世界里，如何界定‘我的财产’”^[12]——不仅是财产法理论的问题，更是整个法律体系必须回答的时代命题。对于刑法而言，唯有突破土地主式的既有范式，接受一种兼容非排他性、聚焦控制可能性的财产权图景，才能在数字经济浪潮中重新确立财产秩序的保护边界。沿着这一方向不断扩展财产权的想象边界，正是数字经济时代赋予法律理论的智识使命。

九、结语

涉虚拟财产犯罪既遂认定的争议，表面上是具体规则选择问题，实质上是财产权范式转换的集中体现。以虚拟货币私钥规则为切入点，可以发现：当“财产”不再是有体物，当“占有”不再意味着物理支配，当“转移”不再表现为空间位移，传统侵财犯罪的教义学根基需要系统性重构。这一重构的基本方向是：将财产保护的核心从“物的排他占有”转向“信息的排他控制”，从物理完整性转向控制安全性与支配排他性。唯有完成这一观念上的切换，刑法才能真正回应数字财产形态质变带来的挑战，在一个无法对数据财产实现传统排他保护的世界里，重新界定并有效保护“我的财产”。

参考文献：

[1] 吴景键：《重新想象财产权》，载《读书》2026年第7期，第20-28页。

[2] 陈兴良：《虚拟财产的刑法属性及其保护路径》，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4期，第151-172页。

[3] 刘宪权：《网络侵财犯罪刑法规制与定性的基本问题》，载《中外法学》2017年第1期，第42-59页。

[4] Nakamoto, Satoshi. *Bitcoin: A Peer-to-Peer Electronic Cash System*[EB/OL]. 2008. https://bitcoin.org/bitcoin.pdf.

[5] 于志刚：《网络空间中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6] 张明楷：《刑法学》（第6版），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1000-1010页。

[7] 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第9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8] 参见孙海龙、姚建军：《非法获取商业秘密未使用是否构成犯罪》，载《中国知识产权报》2013年5月31日。

[9] 劳东燕：《网络时代刑法解释的立场与方法》，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5期，第115-134页。

[10] 梅夏英：《数据的法律属性及其民法定位》，载《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第164-183页。

[11] 王迁：《论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及其保护》，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第35-45页。

[12] 吴景键：《重新想象财产权》，载《读书》2026年第7期，第20-28页。

本次获奖不仅是对杨冬律师长期深耕刑事领域专业能力的肯定，也是三法所推动理论与实务双向赋能的生动体现。未来，三法所将继续以“工型律师”理念为引领，鼓励律师积极参与学术交流，持续输出专业思考，以理论积淀赋能法律服务，为地方法治建设贡献专业力量。

杨冬律师

江苏东台人，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派驻江北新区分所），三法刑辩中心主任，全国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律协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公安部监管局全国看守所律师特约监督员，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行业导师，政协南京市委员会委员，曾获得南京市十佳律师。

杨冬律师长期专业从事刑事业务，尤其擅长职务犯罪、经济犯罪辩护，企业内部治理和刑事控告。

三法刑辩中心

三法刑辩中心成立于2017年，是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内设的刑事案件办理与刑事法学研究为一体的专业化刑辩机构，中心现有专业刑事律师十余名。三法刑辩中心秉承法学研究、法治宣传、法律服务的理念，坚持专业化、团队化、规范化的工作准则，坚持统一的办案标准，统一的团队分工，统一的工作流程，高效专业的办理各类刑事辩护、刑事代理、申诉控告、刑事风险防控等案件与项目。

多年来，三法刑辩中心成功办理了多起无罪、不起诉、撤案案件和众多罪轻辩护案件。诸多案例被刊载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公报、刑事审判参考等权威司法刊物。

三法刑辩中心，用有温度的专业服务，守护您的生命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