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理论基础：行为分工与作用分类的二元维度
       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一种惯性思维：“实行犯”因其直接实施构成要件行为，常被等同于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主犯”。这一观念的形成有其历史渊源——在传统的共同犯罪形态中，犯罪结构相对简单，实行行为往往由核心策划者亲自实施或主导实施，实行犯与主犯的重合度较高。但此种经验性认知不能上升为法律适用的一般规则。
       本案则揭示了这一观念的偏误，实行犯完全可能，也应当根据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实际作用与地位，被依法认定为从犯。
       实行犯/帮助犯/教唆犯与主犯/从犯/胁从犯是从行为分工（形式）与作用大小（实质）的不同维度对犯罪参与形态的划分，彼此交叉而不等同。准确认定从犯，必须穿透行为表象，结合具体案情，深入分析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实际功能、主观恶性及危害结果的因果贡献程度。“实行犯”与“主犯”、“帮助犯”与“从犯”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一个直接实施了构成要件行为的人（实行犯），完全可能因其行为在共同犯罪整体中仅起到次要或辅助作用，而被评价为从犯。反之，一个未直接实施构成要件行为，但通过组织、策划、指挥等方式在犯罪中起到核心、主导作用的人（如某些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虽非典型实行犯，却无疑是主犯。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核心在于“作用分类法”，即以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作为区分主从犯的主要标准。
       三、虚拟货币盗窃的特殊性：占有概念的嬗变
       本案的复杂性在于，犯罪行为发生在虚拟货币这一新兴领域。虚拟货币盗窃与传统现实生活领域盗窃相比，具有显著的特殊性，核心在于占有概念的嬗变。
       占有是指事实上的支配，不仅包括物理范围内的支配，而且包括社会观念上可以推知财物支配人的状态。虚拟货币基于区块链技术，其占有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加密货币存储于数字钱包中，钱包由公钥（地址）和私钥组成。公钥相当于“账号”，可对外公开；私钥是64位十六进制字符串，相当于“密码”，是访问和控制钱包内资产的唯一凭证。掌握私钥，即意味着对虚拟资产的绝对控制。
       这一技术特征导致虚拟货币盗窃的占有转移呈现独特逻辑：私钥的获取即意味着占有的实质转移。与传统盗窃需要"打破旧支配—建立新支配"的渐进过程不同，在虚拟货币领域，一旦行为人获取私钥，即获得和原占有人完全对等的控制力。
       本案中，张三获取被害人私钥之时，即已实质取得对虚拟货币的控制，张三的获取私钥的行为是决定性环节。
       四、本案主从犯的实质判断：李四行为的地位分析
      （一）张三的行为：核心支配与全程控制
        张三在本案中的地位和作用，可从以下维度认定：
        第一，犯意的独立产生。犯意由张三单独产生，李四系被邀约参与。张三获取被害人私钥后，主动策划整个犯罪流程，包括选择作案时机、设计不在场证明、安排李四参与等。
       第二，核心行为的独立完成。如前所述，私钥获取是虚拟货币盗窃中最关键、最核心的环节，直接决定犯罪能否成功。这一行为由张三独立完成，李四并未参与。张三的行为是整个犯罪链条的"发起者"和"支配者"。
       第三，计划的全面控制。张三乘坐飞机制造不在场证明，让李四操作，意在将自己隐匿幕后，这一设计表明，张三对全流程具有绝对的控制和支配。
       第四，赃款的独占性控制。犯罪所得最终全部归张三所有，李四未分得赃款，该事实表明李四并非为自身利益驱动而犯罪。
       （二）李四的行为：形式实行与实质帮助
       李四虽形式上实施了点击确认、协助转移虚拟货币的行为，但深入分析其行为实质，可以发现其属于实质帮助行为。
       第一，核心行为前置且由他人完成。在李四接入之前，张三已独立完成私钥获取这一决定性步骤。获取私钥后，虚拟货币即处于张三和被害人完全对等的共同控制之下，由于被害人对此并不知情，张三可以的控制力甚至强于内害人。李四的参与，是在犯罪关键节点已过之后的"接力"。
       第二，行为的可替代性与附属性。李四按照张三预设的程序进行点击确认，这一操作技术门槛低，具有高度可替代性——可被任何具备基本网络操作能力的人替代，甚至可被自动化脚本替代。其行为本质上是执行张三的犯罪计划中的一个预设环节，缺乏独立性，更类似于在张三犯罪计划实施过程中提供的一个“工具性”帮助。其作用主要体现在降低了张三因亲自操作而暴露的风险，是一种强化犯罪隐蔽性的辅助行为。
       第三，主观恶性的从属性。李四的主观意图是“给张三帮个忙”，而非积极追求非法占有目的。其未参与赃款分配，进一步印证了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从属、辅助地位。
       （三）因果贡献的层次性分析
       因果关系是判断行为作用大小的重要依据。在李四未参与的情况下，张三在理论上仍可通过其他方式（如寻找其他人或利用技术手段设置自动操作）完成财物转移。李四的参与，并未创造新的、独立的犯罪风险，而是对张三已发起的犯罪流程的“接力”。因此，其对犯罪结果的因果力是次要的、辅助的。
       相反，若张三未获取私钥，无论李四如何操作，犯罪均不可能实施。张三的行为对犯罪结果具有决定性的因果力，李四的行为仅具有条件性的因果贡献。根据条件说与相当因果关系的综合判断，张三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具有“相当性”，而李四的行为缺乏这种“相当性”。
       （四）抗诉意见的回应：形式标准的局限
       检察机关以"李四实施的是盗窃罪的核心实行行为"为由提出抗诉，其背后隐含着对形式标准（行为分工）的过度依赖，而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实质标准（作用大小）的核心地位。
       这一抗诉意见的问题在于：第一，将“转移财物”行为孤立地视为盗窃罪的核心实行行为，忽视了虚拟货币盗窃中“占有转移”的特殊性，未能认识到私钥获取才是决定性的实行行为；第二，将“实行犯”与“主犯”等同，违背了我国刑法“作用分类法”的立法精神；第三，可能导致刑罚与行为人实际罪责不相匹配，有违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刑法评价的重心在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这必须通过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实际作用来体现，而非单纯看其是否接触了构成要件行为。应将李四的行为置于张三策划、主导的整体犯罪活动中进行综合评价，孤立地看待其点击确认的行为，可能夸大了该环节的独立价值。
       五、辩护策略的反思：情节辩护的专业选择
       本案的辩护过程，还涉及一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面对新型复杂案件，辩护人应当如何选择辩护策略？
       （一）无罪辩护空间的审慎评估
       本案受理之初，我们并非没有考虑过无罪辩护的路径。虚拟货币的法律属性确实存在争议——2017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明确禁止各类代币发行融资活动，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门《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进一步强调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据此，有观点认为，虚拟货币不具有合法财产地位，盗窃虚拟货币不构成盗窃罪。
       然而，经过深入研究，我们认为无罪辩护在本案中很难成立。首先，司法实践已形成明确共识，虚拟货币具有财产属性，可作为刑法意义上的财物予以保护。其次，从法益保护的角度，非法取得他人虚拟货币的行为具有实质的社会危害性，应当纳入刑法规制范围。再次，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缺乏事实层面的辩护依据。
       （二）情节辩护的精准定位
       在考虑到无罪辩护的极低概率后，我们将辩护重心转向坚持无罪辩护基础上的情节辩护，核心目标是争取从犯认定及减轻处罚。这一选择基于以下考量：
       第一，事实基础的充分性。如前所述，李四在共同犯罪中的从属地位具有坚实的事实支撑——犯意非其提起、核心行为非其实施、行为具有高度可替代性、未参与赃款分配。这些事实为从犯认定提供了充分依据。
       第二，法律适用的争议性。通过深入的理论阐释和类案检索，我们成功说服法院采纳"作用分类法"的实质判断标准。
       第三，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对于犯罪事实清楚的案件，只做无罪辩护可能导致辩护人丧失与司法机关有效沟通的机会，甚至引发对当事人认罪态度的负面评价。情节辩护既尊重案件事实，又能在法律框架内为当事人争取最优结果。本案中，从犯认定带来的约50%减轻处罚幅度，显著优于只做无罪辩护可能面临的风险。
      （三）专业辩护的价值体现
       本案的成功辩护，彰显了律师专业化辩护的价值。面对检察机关的抗诉，我们凭借对新兴领域知识的掌握、对刑法理论的深入理解以及对证据的精细运用，提出了逻辑严密、说理充分的辩护意见。
       具体而言，我们的辩护工作包括：第一，深入研究区块链技术原理，准确把握虚拟货币“占有”的特殊性；第二，系统梳理共同犯罪理论，厘清实行犯与主犯、形式标准与实质标准的区分；第三，全面检索类案裁判，提炼“核心行为前置”“高度可替代”“未分赃”等裁判规则；第四，精细分析在案证据，构建完整的从犯认定逻辑链。
        六、结论与启示
       本案的处理结果坚持了“以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作为区分主从犯的根本尺度，确认了在类似新型技术犯罪中，对于形式上参与实行但作用明显次要的行为人，可以且应当认定为从犯的裁判规则。这一裁判规则对于指导同类案件审理具有重要价值。
       第一，深化了共同犯罪主从犯的区分标准。在技术型、分工型犯罪中，不能仅以是否参与实行行为作为判断主从犯的标准，而应综合考量犯意提起、行为的关键性与独立性、对犯罪结果的实际控制力、获利情况等因素进行全面评价。
       第二，明确了虚拟货币的刑法属性。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关于虚拟货币具有财产属性，可作为刑法意义上财物予以保护的认定，为此类案件定性提供了指引。
       第三，彰显了实质解释论的司法适用。本案穿透“形式实行”的表象，坚持“作用分类法”的实质判断，体现了刑法解释从形式到实质、从标签到功能的现代转型。
       对于刑事辩护实践，本案亦提供重要启示：在信息技术、金融犯罪等新型、复杂犯罪形态中，犯罪链条长、分工细化，部分行为人可能仅负责其中某个技术环节或执行操作。对于此类案件，更应避免“谁动手谁主犯”的简单思维，必须秉持实质判断的立场，综合考量犯意提起、行为分工、因果关系、利益分配、行为可替代性等诸多因素，准确评价每个参与者在共同犯罪中的实际地位与作用。同时，辩护人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审慎选择辩护策略，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通过精准的法律适用和情节论证，为当事人争取合法权益，实现司法公正与个案正义的统一。

杨冬律师

       江苏东台人，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派驻江北新区分所），三法刑辩中心主任，全国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律协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公安部监管局全国看守所律师特约监督员，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行业导师。政协南京市委员会委员，曾获得南京市十佳律师。

巫丹律师

       江苏三法（江北新区）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三法刑辩中心成员，南京市律协生态保护专业委员会委员，江北新区社会治理和公共法律服务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司法与执法合作专业研究生，最高人民法院第六批法律实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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