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所刑事团队代理的某上市公司控告公司董事会秘书敲诈勒索一案，历经三年多时间，最终由二审法院作出董秘构成敲诈勒索罪的生效判决。该案系公司董秘通过伪造“先因”并利用职权实施的“作为+不作为”式敲诈勒索，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存在较大争议。团队律师在代理过程中，对案件事实抽丝剥茧、去伪存真，清晰透彻地论述了董秘利用职权实施敲诈勒索的行为，揭开公司高管的“伪因”面纱和“履职”外衣，揭露其非法占有故意，充分论证公司受到心理强制，最终得到了生效判决的认可。
       一、基本事实
       2021年夏，被告人H入职A上市公司，拟任董事会秘书。入职后，H与A公司实控人经多轮磋商，于2022年初签署《绩效协议》。在磋商过程中，H篡改协议文本中的“绩效条件”条款，将A公司及实控人承诺：“每年度归母净利润增长20%”修改为“年度和季度归母净利润均增长20%”，且未明确告知实控人。此举，实质提升了对A公司和实控人的要求，增加了A公司和实控人违约的概率，变相降低了对H绩效奖励的条件。实控人在不知情下签订了该《绩效协议》。
       入职九个月后，H被正式任命为公司董事会秘书。A公司向证交所预约8月中旬发布公司半年度报告。
       2022年8月上旬，H将其签署的无法保证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书面确认意见》（下称：不保真意见）连同年假申请书留在董事长办公室后，自行离开公司。因半年度报告发布在即，A公司不批准其年假申请，要求H尽快返回公司履职。但H以住院治疗及公司需先行赔偿基金公司投资亏损为由，拒绝返岗履职。8月中旬，A公司向证交所申请，将披露时间延期至8月底。
       A公司申请延期后，H携其律师回到公司，由律师出面代H与公司实控人商谈半年度报告发布及H履职问题。H方先提出退出董秘一职，与A公司签订报酬更多（200万股股权奖励+200万/年活动经费，签订后先交付100万股股权）、条件更低的《投资者关系管理协议》，双方商谈未果。H方又提出继续担任董秘，同时做市值管理工作，可以配合公司签字发布半年度报告，但因其没有认真履职导致处罚产生的经济责任由A公司承担，双方亦未达成一致。见无法达成新协议，H遂提出实控人及A公司需按《绩效协议》履行违约条款，其认为A公司的季度归母净利润增长未达20%，应按约定全额赔偿其A公司21.06万股股票。A公司实控人发现H私自添加、修改了该条款，遂拒绝该要求。在H坚持要求赔偿下，A公司实控人向公安机关报案。

       二、争议焦点
       该案的特殊性在于：
       1.《绩效协议》对A公司及实控人而言属于可撤销合同，在A公司及实控人未向法院提出撤销请求前，H依据《绩效协议》提出的主张是否具有正当性？
       2.H担任公司董秘，对年度报告发表保真或不保真意见均属其履行职责，其履职行为能否认定为敲诈勒索手段行为？
       3.H向公司先后提出过多种含报酬及费用的方案，在双方均未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未遂），敲诈勒索的数额如何确定？
       针对上述争议，团队律师深挖《绩效协议》签订背景和洽谈过程聊天记录，依据公司法及证监会、证交所相关文件、规范研究董事会秘书职责，结合H自商谈《绩效协议》始至提出按《绩效协议》赔偿21.06万股期间的一系列行为，向办案机关提出：H一系列行为不宜割裂看待，应前后联系整体评判。H以介于明示和默示之间的半积极、半消极方式，以恶害相通告，引起A公司及实控人的恐惧心理，再借以各种形式向公司及实控人索财，实际是利用职权谋取个人私利，其行为符合敲诈勒索罪构成要件。
       H私自添加A公司不可能完成的“每季度归母净利润增长20%”的苛刻条件，增加了A公司及实控人的履约难度、降低了其获得违约金的条件，产生了对H而言可以不劳而获的后果，其对实控人实施了隐瞒修改事实、骗签《绩效协议》的行为。同时，违约条件在H提出赔偿要求时尚未完全成就，其索赔21.06万股不具有合法、正当基础，H索赔的“先因性”不成立，具有非法占有故意。
       H骗签《绩效协议》实为后期勒索创造条件（策划行为），后借公司半年度报告披露之机，利用董秘职权，在未尽责调查、全面了解公司财务状况的情况下随意发表“不保真意见”，且事后拒绝返岗与公司核实，阻碍公司按时发布半年度报告，上市公司及实控人因此产生恐惧心理（威胁行为）。后H在公司及实控人恐惧之际，通过律师向实控人提出多个要求，索取不合理、不正当的财物（勒索行为），一系列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
       上述观点全部得到了一、二审判决的采纳。最终，法院以H索赔的21.06万股在其行为实施期内，A公司最低股价计算其敲诈勒索数额，判决H构成敲诈勒索罪（未遂）。
       三、典型意义
       本案可能是上市公司董秘“嵌套式”利用职权实施敲诈勒索第一案，也是上市公司高管利用制度规则实施敲诈勒索的新型犯罪路径。行为人通过“规则研究—职权解构—系统攻击”的三段式、长跨度犯罪设计，将资本市场合规要求异化为犯罪工具，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和危害性。
       本案警示资本市场各类主体，制度漏洞可能被别有用心者利用，合规要求不应成为牟取私利的遮羞布。H的行为不仅背离了董秘应尽的勤勉义务，更将职业身份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严重损害了公司治理根基。其以合规外衣掩盖非法目的，借助信息披露、绩效约定等制度环节实施“精准狙击”，暴露出新型经济犯罪的智能化特征。司法判决通过对行为本质的穿透认定，明确此类利用职权便利虚构违约条件、制造恐慌并索取财物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为类案处理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本市场各方须以此为鉴，强化内控机制，防范权力滥用风险。

杨冬律师

       江苏东台人，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派驻江北新区分所），三法刑辩中心主任，全国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律协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公安部监管局全国看守所律师特约监督员，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行业导师。政协南京市委员会委员，曾获得南京市十佳律师。

黄旭巍

       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江苏三法（江北新区）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首届理事、江苏省法官入额考试命题专家、江苏省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南京市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专业人员。获江苏省优秀青年法学家提名奖、南京市优秀刑事辩护业务大奖。曾挂职担任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谷胜庆律师

       南京大学法学学士，江苏三法（江北新区）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三法刑辩中心成员，现任南京市律协刑事诉讼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实习考核监督工作委员会监事委员。
       曾获评律所“年度优秀青年律师”、“年度优秀律师”；南京江北新区2020年度“优秀青年律师”；南京市律协“2020-2022年度优秀刑事律师”。专注于刑事辩护、刑事代理以及刑事风险防控业务。两件辩护案例入选2020年江苏省律协编制的《江苏省典型刑事案例汇编》，撰写的《借贷收息型受贿的认定与处理》获江苏省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优秀论文三等奖”。

沙沛坤律师

江苏三法（江北新区）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三法刑辩中心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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