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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潜规则”之证明标准
规则是明面的制度与准则，潜规则是实际运行中的隐性惯例。二者常并存且相互作用，规则提供合法性框架，潜规则反映权力与利益的真实运作。理想状态下，规则应主导实践，但现实中，潜规则常揭示系统内在的悖论与张力。此处的潜规则之语，并不涉及价值判断，并非贬义，在此说明。
以《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为例，“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这看似清晰的证明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却幻化为各种潜规则，本文尝试对行使司法实践中的证明标准潜规则进行分析，希望能为律师辩护工作参详一二。
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问题是这一高度凝练的标准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司法实践中具体化、可操作化？我的个人体会，刑事司法实践中，证明标准的实质运作体现为一种以“外在印证”为基础、以“内心确认”为归宿的动态过程。这两大要素一般会呈现出一种此消彼长的“负相关”关系，影响着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那难以捉摸的边界。
客观维度的外在印证，体现在两个以上独立来源的证据共同指向同一个证明对象，即“孤证不立”。主观维度的内心确认，是司法人员基于生活经验、逻辑推理和司法良知，对证据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后形成的主观心理状态。
最理想的状态是外在印证极强，内心确认也极强。但司法实践不是理想模型，证据的缺失、证言的反复、客观条件的限制是常态。正是在这种现实状态下，二者间的负相关关系得以凸显。
杨冬律师
三法刑辩中心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
南京市雨花台区软件大道168号润和创智中心C幢6、7层
电话：025-58599060
江苏三法（江北新区）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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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为例，“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这看似清晰的证明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却幻化为各种潜规则，本文尝试对行使司法实践中的证明标准潜规则进行分析，希望能为律师辩护工作参详一二。
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问题是这一高度凝练的标准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司法实践中具体化、可操作化？我的个人体会，刑事司法实践中，证明标准的实质运作体现为一种以“外在印证”为基础、以“内心确认”为归宿的动态过程。这两大要素一般会呈现出一种此消彼长的“负相关”关系，影响着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那难以捉摸的边界。
客观维度的外在印证，体现在两个以上独立来源的证据共同指向同一个证明对象，即“孤证不立”。主观维度的内心确认，是司法人员基于生活经验、逻辑推理和司法良知，对证据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后形成的主观心理状态。
最理想的状态是外在印证极强，内心确认也极强。但司法实践不是理想模型，证据的缺失、证言的反复、客观条件的限制是常态。正是在这种现实状态下，二者间的负相关关系得以凸显。
外在印证强，内心确认弱时，法官敢判。
在某些案件中，证据链看似完整，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等相互印证，达到了客观上的“确实、充分”。但法官基于某些“直觉”或细微的不合常理之处，内心可能存有一丝疑虑。例如，被告人认罪，且有监控、指纹等客观证据支持，但其动机解释非常不合理。此时，强大的外在印证体系足以压倒法官个人内心的疑虑，证据结构起到了支撑和稳定法官心证的关键作用，推动其作出有罪认定。
内心确认强，外在印证弱时，法官也敢判。
这是证明标准运用中更为复杂也更具艺术性的层面。在某些特定类型的案件（如一对一的口供与辩解、无第三方在场的强奸案等）中，可能缺乏坚实的客观证据相互印证。然而，法官通过对关键证人（如被害人）陈述的细节审查、对其情态表现的观察、对陈述逻辑一致性的判断，并结合生活经验与常识，可以在内心深处形成极强的、不可动摇的确信。例如，被害人的陈述稳定、自然，对细节的描述符合事件发生的一般规律，其情感反应真实可信，而被告人的辩解则前后矛盾、违背常理。即使没有目击证人或物理证据直接印证，法官强大的内心确信也可以弥补外在印证的不足，最终认定犯罪事实成立。在这种情况下，法官的“内心确认”扮演了最终裁决者的角色。
这一负相关模式也潜藏着风险：过度依赖外在印证，可能导致对“证据链”的迷信，忽视单个证据的虚假可能性，甚至在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手段下，制造出虚假的相互印证，酿成冤案。过度强调内心确认，则可能滑向主观臆断，为司法擅断打开方便之门，使裁判结果过于依赖法官个人的经验和偏好。
准确认识和把握外在印证和内心确认的负相关证明标准，可以指导我们在辩护工作中有的放矢。
面对外在印证强时，甄别并击破“伪印证”与“弱印证”。
“伪印证”是指证据之间表面上相互支撑、高度一致，但这种一致性并非源于客观事实，而是由非法取证、信息污染或系统性偏差等非真实因素所造就。主要包括源于非法取证的“伪印证”、源于信息污染的“伪印证”和源于信息源同一的“伪印证”。
“弱印证”是指证据之间虽指向一致，但此种一致具有高度的或然性，可能源于巧合、推理链条过长或经验法则的模糊性，无法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确定程度。主要包括或然性巧合造成的“弱印证”、推理链条过长的“弱印证”和依赖模糊经验法则产生的“弱印证”。
通过攻击“伪印证”与“弱印证”的独立性与指向的唯一性，超越对证据数量和表面一致的简单追求，达到对证据质量和印证实质的审慎判断。
面对“内心确认强”时，动摇其心证基础。
在缺乏外在印证，主要依赖法官内心确信的案件中，辩护的核心是动摇法官形成心证的基础，让法官意识到自己的确信其实并不坚实。其一，主观确信客观化。通过评析证据，构建逻辑，尤其是庭后交流，让法官将其心证过程外观化，再运用逻辑推理等方法否定或弱化其心证。其二，经验法则相对化。法官的内心确信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个人的人生阅历和经验法则，但经验法则的本质是或然性而非必然性。辩护律师可以通过揭示反例、限缩前提、强调个体与情境差异论证其相对性。其三，合理怀疑扩大化。将所有的疑点、矛盾、证据缺陷系统地、清晰地罗列出来，即使每个问题单独看都不致命，但其叠加效应也许会让谨慎的法官动摇“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内心确信。
对辩护律师而言，理解“外在印证”与“内心确认”的负相关关系非常重要。律师需要精准判断控方的论证主要依靠哪一极，然后集中火力进行攻击。最终极的目标，或是让法官要么认为控方的“外在印证”体系漏洞百出，不足以支撑心证；或是让法官对自己的“内心确认”产生怀疑，无法踏出“排除合理怀疑”的最终一步。
通过积极参与和塑造这个动态的证明过程，可以在个案中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个案之外，共同完善司法实践中的证明标准。
在某些案件中，证据链看似完整，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等相互印证，达到了客观上的“确实、充分”。但法官基于某些“直觉”或细微的不合常理之处，内心可能存有一丝疑虑。例如，被告人认罪，且有监控、指纹等客观证据支持，但其动机解释非常不合理。此时，强大的外在印证体系足以压倒法官个人内心的疑虑，证据结构起到了支撑和稳定法官心证的关键作用，推动其作出有罪认定。
内心确认强，外在印证弱时，法官也敢判。
这是证明标准运用中更为复杂也更具艺术性的层面。在某些特定类型的案件（如一对一的口供与辩解、无第三方在场的强奸案等）中，可能缺乏坚实的客观证据相互印证。然而，法官通过对关键证人（如被害人）陈述的细节审查、对其情态表现的观察、对陈述逻辑一致性的判断，并结合生活经验与常识，可以在内心深处形成极强的、不可动摇的确信。例如，被害人的陈述稳定、自然，对细节的描述符合事件发生的一般规律，其情感反应真实可信，而被告人的辩解则前后矛盾、违背常理。即使没有目击证人或物理证据直接印证，法官强大的内心确信也可以弥补外在印证的不足，最终认定犯罪事实成立。在这种情况下，法官的“内心确认”扮演了最终裁决者的角色。
这一负相关模式也潜藏着风险：过度依赖外在印证，可能导致对“证据链”的迷信，忽视单个证据的虚假可能性，甚至在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手段下，制造出虚假的相互印证，酿成冤案。过度强调内心确认，则可能滑向主观臆断，为司法擅断打开方便之门，使裁判结果过于依赖法官个人的经验和偏好。
准确认识和把握外在印证和内心确认的负相关证明标准，可以指导我们在辩护工作中有的放矢。
面对外在印证强时，甄别并击破“伪印证”与“弱印证”。
“伪印证”是指证据之间表面上相互支撑、高度一致，但这种一致性并非源于客观事实，而是由非法取证、信息污染或系统性偏差等非真实因素所造就。主要包括源于非法取证的“伪印证”、源于信息污染的“伪印证”和源于信息源同一的“伪印证”。
“弱印证”是指证据之间虽指向一致，但此种一致具有高度的或然性，可能源于巧合、推理链条过长或经验法则的模糊性，无法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确定程度。主要包括或然性巧合造成的“弱印证”、推理链条过长的“弱印证”和依赖模糊经验法则产生的“弱印证”。
通过攻击“伪印证”与“弱印证”的独立性与指向的唯一性，超越对证据数量和表面一致的简单追求，达到对证据质量和印证实质的审慎判断。
面对“内心确认强”时，动摇其心证基础。
在缺乏外在印证，主要依赖法官内心确信的案件中，辩护的核心是动摇法官形成心证的基础，让法官意识到自己的确信其实并不坚实。其一，主观确信客观化。通过评析证据，构建逻辑，尤其是庭后交流，让法官将其心证过程外观化，再运用逻辑推理等方法否定或弱化其心证。其二，经验法则相对化。法官的内心确信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个人的人生阅历和经验法则，但经验法则的本质是或然性而非必然性。辩护律师可以通过揭示反例、限缩前提、强调个体与情境差异论证其相对性。其三，合理怀疑扩大化。将所有的疑点、矛盾、证据缺陷系统地、清晰地罗列出来，即使每个问题单独看都不致命，但其叠加效应也许会让谨慎的法官动摇“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内心确信。
对辩护律师而言，理解“外在印证”与“内心确认”的负相关关系非常重要。律师需要精准判断控方的论证主要依靠哪一极，然后集中火力进行攻击。最终极的目标，或是让法官要么认为控方的“外在印证”体系漏洞百出，不足以支撑心证；或是让法官对自己的“内心确认”产生怀疑，无法踏出“排除合理怀疑”的最终一步。
通过积极参与和塑造这个动态的证明过程，可以在个案中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个案之外，共同完善司法实践中的证明标准。
杨冬律师
江苏东台人，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派驻江北新区分所），三法刑辩中心主任，全国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律协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公安部监管局全国看守所律师特约监督员，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行业导师。政协南京市委员会委员，曾获得南京市十佳律师。
三法刑辩中心
三法刑辩中心成立于2017年，是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内设的刑事案件办理与刑事法学研究为一体的专业化刑辩机构，中心现有专业刑事律师十余名。三法刑辩中心秉承法学研究、法治宣传、法律服务的理念，坚持专业化、团队化、规范化的工作准则，坚持统一的办案标准，统一的团队分工，统一的工作流程，高效专业的办理各类刑事辩护、刑事代理、申诉控告、刑事合规、刑事风险防控等案件与项目。
多年来，三法刑辩中心成功办理了多起无罪、不起诉、撤案案件和众多罪轻辩护案件。诸多案例被刊载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公报、刑事审判参考等权威司法刊物。三法刑辩中心，用有温度的专业服务，守护您的生命与自由！
多年来，三法刑辩中心成功办理了多起无罪、不起诉、撤案案件和众多罪轻辩护案件。诸多案例被刊载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公报、刑事审判参考等权威司法刊物。三法刑辩中心，用有温度的专业服务，守护您的生命与自由！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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