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时间2025年11月11日，英国法院对 “比特币女王”钱志敏涉嫌特大跨国洗钱案作出终审判决，判处其11年8个月监禁。该案揭露了一起利用加密货币实施跨境转移赃款的典型犯罪：作为天津蓝天格锐公司实际控制人，钱志敏在中国境内通过非法集资手段骗取约430亿元人民币，导致超过12万名投资者受害，随后将巨额赃款转换为6.1万枚比特币进行跨境转移。英国警方此次查获的加密货币规模创下该国司法纪录，也使该案成为全球加密货币反洗钱领域的标志性案例。
       此前，天津市公安局河东分局发布《情况通报》，确认天津市公安机关与英国执法部门积极开展协作 ，持续推进本案的境外追逃与赃款追缴工作。
       随着主犯获刑，公众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加密货币的本质是什么？
       2、英国对加密货币有哪些监管政策？对于反洗钱又有哪些法律规定？
       3、已转移至海外的巨额赃款能否被成功追回？
       4、跨国追赃还会面临哪些法律及实践挑战？
       针对上述问题，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涉外业务负责人沈安琪律师将从专业角度为您深入解析。        加密货币（又称“数字货币”、“虚拟货币”或“代币”）是一种完全数字化的交易媒介，其通过计算机算法生成及维护，不受任何中央机构管控。依托互联网的全球通达性，用户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点对点交易。目前最为典型的加密货币正是公众熟知的“比特币”（bitcoin）。
       在法律层面，英国允许加密货币在伦敦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交易。市场数据显示，比特币单价现已突破10万美元，以太币亦升至3000美元关口。此类数字资产因其独特属性引发投资关注：
       1、价格高波动性：可能产生传统投资难以企及的短期超额收益
       2、稀缺性及抗通胀性：通过算法设定总量上限，从而产生通胀抵御功能
       3、交易自由度：支持全天候跨境流转的金融基础设施
       正是这些特质促使富达、贝莱德等传统谨慎型国际投资机构相继布局加密资产领域。
       根据目前的监管政策，加密货币在中国尚未合法化。        在英国这类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对证券投资实施相对严格的法律监管属于制度常态。随着数字资产的兴起，这一监管逻辑自然延伸至虚拟货币领域，其监管体系通过多维度构建安全防线：
       1、准入管控：对交易所、托管机构、钱包服务商等市场参与主体实施资质审查，确保只有具备合规能力、财务稳健的机构才能获准运营；
       2、持续监督：通过定期报告、审计检查、交易监测与风险强制披露等动态监管手段，确保持续合规达标；
       3、违规惩戒：依托调查权、处罚权及强制整改权，对违规机构采取业务模式调整、暂停交易、客户赔偿等矫正措施。
       为确保监管效力，对违规行为设置了包括罚款、暂停或吊销牌照、市场禁入乃至刑事追责在内的分级制裁体系。
       这一监管制度的目标，是通过落实机构责任、保障系统可靠性以及维护用户权益，构筑数字金融生态的信任基石。        在普通法体系下，数字货币的法律定性对传统财产权框架构成了实质性挑战。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维度：
       首先，数字货币因缺乏物理形态，被明确排除在“实物财产”范畴之外，无法像有形资产（如商品、货币或个人物品）那样通过物理方式实现排他性占有与控制，因而区别于传统物权客体。
       其次，加密货币也难以归入“诉讼财产”范畴。诉讼财产的本质在于其具备可通过法律程序强制执行的请求权（如债务清偿、合同履行等），而加密货币的价值基础来源于市场共识而非法律承诺，其本身并不构成一方对另一方享有的法定财产请求权。
       然而，判例表明，在英国的普通法体系下，加密货币已被确立为一种全新的财产类型。作为一种以纯数字形式存在的价值载体，加密货币通过密码学密钥实现非他性控制，并具备实际使用及所有权转移的核心功能，已然具备财产权成立的实质要素。
       英国高等法院（High Court）在2019年作出的一项判决中首次确认比特币的财产法律属性，明确将加密货币纳入财产禁止令的适用范围。        在英国现有的法律框架之下，对于加密资产的监管范围可延伸至对加密资产享有的各项权利及衍生权益，确保监管不仅覆盖代币本身，更囊括与之关联的资产收益权、主张权等复合权益。具体而言，现行法规体系主要涵盖以下三类加密工具：
       1、交易代币（如比特币），核心功能为支付结算与价值转移媒介；
       2、证券型代币（如法币抵押稳定币），具备投资收益、股息分配等传统金融工具属性；
       3、功能型代币，作为获取特定数字平台服务或网络权限的通行凭证。
       基于加密资产具备已经司法实践确立的财产属性，2017年修订的《反洗钱、反恐怖主义融资及资金转移条例》专门增设条款，通过扩大适用范围将加密货币市场全面纳入反洗钱与反恐融资监管体系，以培养透明可控的数字资产治理生态。        英国早在21世纪之初已经开始构建全球领先的反洗钱监管体系，其核心框架由2000年颁布的《金融服务与市场法》与2002年颁布的《犯罪收益法》共同支撑。前者确立了反洗钱监管的基石，后者则对犯罪收益作出精准界定并建立追缴机制。该体系旨在实现四大主要目标：维护金融市场信心、提升公众反洗钱认知、强化维护消费者利益以及遏制金融犯罪。目前，相关监管与执法职能主要由（英国）国家金融服务管理局承担。
       《金融服务与市场法》第417条将虚拟货币定义为：具备密码学安全保障、可电子化转移存储的数字价值或合约权利表征，且须同时满足两个核心要件：（1）支持电子化流转；（2）采用数据存储技术（包括但不限于分布式账本）。这一定义极为宽泛，具有显著的前瞻性：
       1、技术中立原则：不强制限定区块链技术，以“可运用”的开放性表述为未来技术演进预留制度空间；
       2、范围包容性原则：涵盖所有数字价值系统，既纳入现有加密货币，也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型数字权利表征预留监管接口；
       3、监管穿透性原则：通过宽泛定义最大限度堵塞监管漏洞，将虚拟货币全面收入反洗钱监管网络。        在英国反洗钱法律实践中，“比特币女王”钱志敏案的判决具有重大意义。根据英国《犯罪收益法》的界定，“犯罪收益”（即，犯罪所得）的范畴涵盖通过犯罪行为直接或间接获得的所有资金与资产。其适用具有以下两项显著特征：（1）不受国界限制，不论犯罪行为发生在英国境内或境外；（2）不分资产形态，经任何形式转换后的涉案财产也都包含在内，包括经过形态转换的加密货币等新型数字财产。
本案中，英国法院（R v Zhimin Qian (aka Yadi Zhang) and Seng Hok Ling [2025]）判定钱志敏持有的比特币构成“犯罪收益”，其法律逻辑包括三个关键点：
       1、跨境追溯机制：即使上游犯罪（即，被告人在中国的非法集资活动）发生在英国境外，只要相关资金或资产进入英国，英国法院仍可通过本国的反洗钱法行使司法管辖权；
       2、资产形态不改变违法属性：尽管涉案资金已从法定货币转换为比特币，但根据《犯罪收益法》的界定，犯罪所得的不因形式变化而变更法律属性。加密货币可以理解为传统犯罪资产的数字化延伸；
       3、犯罪行为链构成的定罪基础：根据法庭采信的证据，涉案比特币可追溯至中国境内的一个骗取超过12.8万名投资者资金的虚假投资平台。根据英国反洗钱的法律规定，从策划实施庞氏骗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到将赃款转换为比特币以实现资产形态转换，再到完成跨境资金转移——这一完整的犯罪行为链中的每个环节均独立构成洗钱行为。对作为犯罪终端的比特币持有实质上是对犯罪收益的最终控制与违法处置，形成洗钱犯罪的完整闭环。
       本案中，被告人对持有及通过比特币转移犯罪财产的指控供认不讳，这一事实充分印证了英国反洗钱监管框架的执行力：

• 法定申报义务：受监管机构（涵盖银行业、法律服务业、审计行业、房地产经纪及奢侈品交易等）对可疑交易活动承担强制申报义务。对未履行该义务的机构实行分级处罚机制，包括高额罚款、执业许可暂停或吊销、直至刑事追责。
• 执法机关通过建立风险预警等措施，对跨境资金流动保持高度警觉、实施动态监测。
• 司法系统通过培训、典型案例指引等机制，不断提升办案机关对加密货币、跨境电子支付等新型犯罪手段的高度适应力。

       英国警方在此案中成功查获61,000枚比特币，此举不仅创下全球最大规模加密货币扣押纪录，也进一步尝试了数字时代跨国司法协作的新模式。
       案件审理期间，英国皇家检察机关（CPS）按程序启动了专家证人遴选，原定委任我所沈安琪律师就中国虚拟货币的相关法律规定出庭提供专业解读。尽管后续因被告人庭前认罪致使需要陪审团参与的定罪程序（Jury Trial）提前终结，但这一程序性安排本身也体现了英国司法机关对跨境案件法律准据问题的审慎考量。
       当然，对于中国12余万名受害者而言，追回被骗资金是实现司法公平正义的核心诉求。
       从经济层面来看，钱志敏以极低成本购入比特币，在案发时已因币值飙升形成巨额溢价。若将查没的比特币立即变现，其价值理论上足以覆盖12万之多受害人的全部本金损失。然而在法律与现实层面，跨境追赃会面临重重障碍。
       在犯罪财产处置方面，英国司法体系通常采用“刑事定性与民事追缴（Civil Recovery）”的双轨并行机制。虽然目前英国法律对境外犯罪所得的处置规范有待完善，但基于英国现有的《犯罪收益法》以及普通法系中衡平法的传统原则，跨境追索仍然具有法律和实践空间。
       首先，受害人可直接向英国法院提起民事确权诉讼，通过对涉案资产主张合法所有权，争取实现财产返还。此举的优势在于可以独立启动法律程序，但需要承担相应的诉讼成本和举证责任。
       其次，可以依托国际司法协作。前文提及天津公安机关已确认中英两国执法部门就本案追赃事宜建立协作机制。在此基础之上，可以进一步依据现有法律框架，推动构建常态化赃款返还通道，通过国家层面的司法协作实现集约化赃款追缴。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英国检察机关正积极推动在高等法院启动资产追缴程序，以期尽快完成司法处置。对于受害者而言，通过个人途径实现跨境追偿面临显著的不确定性：快速结案既意味着被没收的资产将更快进入处置阶段，也可能因为程序压缩而影响受害人充分主张合法权利。
       另外，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英国的《犯罪收益法》中有将犯罪财产追缴没收充公的规定；在法律实践中，倘若涉案资产长期处于法律权属不明的状态，这类资产最终会被政府收归国有。
       最后，必须指出，跨境追索面临多重挑战，包括程序障碍（需克服法律文书公证认证、法律适用、跨国取证举证等诉讼难题）以及诉讼成本压力（跨境诉讼的高额律师费及诉讼费难以避免）。
       如需就钱志敏案在英国民事追偿程序的具体内容进行咨询，可联系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涉外律师团队。
       从事相关研究的法律同行如需查阅本案英国法院判决书全文，可通过电子邮件联系沈安琪律师获取。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律师，法学博士。英国事务律师资格，曾任英国知名高校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担任英国警察培训课程及事务律师资格课程指导教师，英国地方法院兼职法官（Magistrate），出版多部英文法社会学专著，多次应邀在国际学术会议作专题报告。2025年起牵头组建本所涉外及知识产权专业法律服务团队。
       专业领域：涉外法律、知识产权、刑事合规
       电子邮箱：shenanqi.lawyer@outlook.com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及“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的背景下，跨境法律服务需求急剧增长。为进一步提升涉外法律服务品质，三法所组建了一支专业精湛、经验丰富的涉外及知识产权法律服务专业团队。该团队由拥有二十余年海外法学教学与实践经验的资深律师领衔，成员均为具备海外留学背景、精通国际法律规则及英语沟通的精英型律师，专注为客户提供专业的跨境法律支持。
       三法所的涉外法律服务范围包括：企业境外投资法律服务、外商投资法律服务、涉外知识产权法律服务、外资企业常年法律顾问服务、涉外法律培训法律服务、跨境合规法律服务、涉外婚姻继承法律服务、留学移民法律服务等。